我似乎应该说我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说是个搞哲学的人，但如果不是出于语言习惯，我就不打算这么说，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正是想把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变成另一种东西。当然，人们仍然会认为我所做的是哲学，抵制这种语言习惯没有很大的意义，但事情却值得说清楚。

　　1978年进大学读哲学系时，我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哲学能力，据说是因为数学的高分数而被安排去学哲学。事实上当时我不知道我会搞什么，我曾着力学习数学和绘画，但很快就醒悟到在这两方面都缺乏充分的才华。不过其中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哲学思考大概有些关系。一种思想必须兼备创造性和严格性，而且兼备与现实的距离感和实在感，才会使我感兴趣。按照公理和规则去解题，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不是个问题（应该说不是个哲学问题）但公理和规则的“存在”却是问题，记得中学时曾经问老师为什么公理和规则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没有证明，回答是它们就是这样的并且不能证明。作为数学的回答，这可能是恰当的，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思想。这种问题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但不是莫名其妙的。哲学问题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一方面必须在某种特定的界限之外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又必须是关于这种界限的问题，只有这样的哲学问题才是既“超越”又有用的。哲学必须在有用的地方自由奔驰而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放纵想象力。哲学思考了太多没有用处像屠龙绝技的东西，那些东西不能称作“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那些困难。

　　绘画的实践（尽管是很粗浅的实践）也给我类似的经验。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物体的“质地”的表现。物体的形象是很容易画像的，但质地的表现却难得多。我时时感到，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思想什么，关键在于能够看问题，亲临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而作为一己之私的“看法”、“意见”和趣味在思想中甚至在艺术中都是有害的。七十年代中期看到一本海外寄进来的现代派画册，那些画面当时看来惊讶不已（现在看来老得像经典），我以为画是允许乱画的，但一动手就发现问题，要乱画出道理来是更难的事情，越是想画得变形走样的就越是没有自由。于是我感到，即使是艺术这么自由的思维，也是不可以胡思乱想的，它也必须受制于“问题”，它也是一个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多年以后读哲学时，可以想象，我感到哲学所想的事情太伟大也太有趣，以至于更像是思想的神话而不是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哲学里有许多东西让我钦佩，但它所研究的事情却很可疑，那些事情似乎比艺术所构造的世界更离奇，这太不可信了。

　　其实，还有许多别的经验，事实上是无数的日常经验（谈不上是人事），都使我感到传统哲学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真实世界有着很大的距离，除非我们故意去思考，否则我们就很难想起那些深远的哲学问题。这必须引起疑心和警惕，如果说哲学要研究的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和文化行为所能遇到的真实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是实践所能提出来的问题，而不是一厢情愿提出来的问题。尽管我对哲学向来有些警惕，但也花了好长时间才有勇气拒绝哲学的传统，因为传统哲学所思考的问题比实践提出来的问题更大更美更理想。抵抗理想化的诱惑是困难的。

　　我和生活中的人们说话，说到真实世界和真实生活里的事情，我发现人们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方式简单而有效，是的，这些日常方式会伸延出许多深入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脱离真实，它们仍然与事实一起存在，和事实一起亮相，而不是遥远地隐藏在事实背后。

　　有效性就是存在的限度。

　　在有效性之外的存在，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之外的存在，其实是虚构的或者是假设的存在。我想说，存在就是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存在就是所做的事（to be is to be done）。真正的问题或者说最有价值的问题就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是这样经验的，智慧开始于“亲临问题”，这意味着，一个人不管愿意怎样解释世界，总有一些需要解决而不是解释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些关于怎么做，怎么选择，怎么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看一看、说一说能够解决的，我们遭遇着这些问题没有亲切的体会，要产生智慧就难得多。从事哲学不是去学习知识，不是去解释，而是去感受行动上的困境和思想困难。我体会这一境界有些类似于国术里“非困不发”的感觉，这种类比不知是否恰当？

　　数年前，我对哲学产生一个怀疑：哲学一贯所追求的那种智慧是否是哲学所能追求的最好的智慧。首先是怀疑哲学所研究的那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而是通过不断追问逼出来的……哲学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是一串“追问”。追问必须是有限的，过分追问会把问题一点一点引向荒谬。有一天我想起小时常玩的一种追问游戏：随便从什么鸡毛蒜皮的问题问起，比如说，为什么上学？因为要学知识，为什么学知识？因为要工作……一直问下去，奇怪得很，总能把世界、宇宙、神仙、生死诸如此类的最大问题都问到。这不是深刻，而是荒谬，因为那些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不良问题”，就是说，它们是在语言中生造出来的。语言是一条不确定的道路，它可以通向任何一个可能世界。哲学不能去思考那些只存在于语言中的，与我们的行动无关的世界，那些世界太多了，要多少就有多少，我们可以想象一万种“本质”和一千种“本源”或者“终极的”东西。哲学在过分追问中错过了关键的问题。我们已有的哲学是建立在追问上的，我想，应该有另一种建立在做事的哲学。

　　同样，哲学观点也是可疑的。各种什么什么“观”没有使用价值，不管它们有多高水平，总是不重要的思想。一个科学家无论坚持“唯心的”还是“唯物的”观点，这都不能决定他的科学结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立法者不能根据本体论的“生观”或“死观”去构造法律和社会；一个艺术家不能按照艺术概念而把作品做得好一些。过去的哲学所思考的世界或者生活情况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或者逻辑地“推”出来的，它们与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和真实生活并不很相似，有时甚至毫不相似。许多对哲学怀有不经怀疑的敬意的人很容易进入并且不愿意退出哲学所想像出来的那些世界，由哲学概念暗示着――事实上是永远不清不楚暗示着的不真实的世界或不真实的结构无疑比真实的世界更“伟大”更“深刻”，但缺乏使用价值无论如何是个致命的缺点。人们贪图那些想象出来的漂亮的虚假世界和令人满意的理想状态而错过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记得有个科学家对我说，你们哲学讲的那个世界跟我们研究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当然，你们哲学的世界可能有你们的意义。太糟糕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意义在哪里。还个企业家对我说，你们哲学家把社会说成是这样的，把人说成是那样的，不对，你们想想看，和实际情况对得上吗？我想，确实对不上。

　　哲学的思考对象太理想化了，这是哲学最大的失败。哲学在思考世界时，就设想有个绝对的本质；思考论理时，就假设人本来就是好人或坏人；思考社会时，就想象人们一起来搞个契约；思考经济时，就以为只有利润一个问题。哲学“还原”掉太多东西，结果，哲学思考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引入那些理想化的假设，比如说，没必要假设人本性是好是坏，然后推出一些非常可疑的道德原则，因为我们事实上要考虑的是，在既有好人又有坏人的真实情况下，道德只能是什么样的。

　　我在大学时就感到那些哲学问题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很空虚，但当时不敢这么想，我觉得错误可能在我――怀疑一种伟大的传统是令人不安的。多年以后，我终于相信错误不再是我的而是哲学的。我曾经设想我是随便一个哲学家，然后再随便想象一个“体系”，我发现这并不难，只要用一些大概念、一些莫测的话语、一些特定的句型，就可以构造许多哲学体系。假如这些体系能卖个好价钱，我就能够按照不同人的不同爱好为他们构造各种体系，无论是神秘主义的还是科学主义的，无论是讲究逻辑的还是讲究辩证法的。当我发现了所谓哲学的秘方，当发现我能够随便玩弄哲学，就不打算玩这种游戏了。

　　世界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哲学必须成为一种具有做事能力的思想，必须由批语话语变成构思话语或者说决策话语，必须能够说出事情可以怎样做，怎样做才能做成事情。更明白的说，哲学所讨论的事情必须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且对于所讨论的事情来说必须是内行而不是外行。就是说，哲学要讨论某种事情，就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性――这个要求对于那种花样文章显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旧哲学几乎变成了文学的一种特殊文体（这似乎让德里达不幸言中），却没有能够成为作为艺术的文学，因为它不能由语言进入世界，相反，它窝藏在语言中，有时想起海德格尔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可是那可说不上是个好的家园。

　　我开始表述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它意味着哲学的另一种做法。这种新做法要求更多的限制，更多的谨慎和认真，这将是一种更难做的哲学――却是真正有用的哲学，它将分析一些真实问题。这种哲学比过去的哲学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它不再思考整个世界的一切问题，但它要实在得多，老实得多。哲学只有变成一种更老实更困难的工作，才能重新获得意义。从另一方面说，哲学的话是说给法官、政治家、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等等专业人的，而不是说给哲学家自己的。

　　不久前读到塞菲里斯这样的句子：凭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勇气/什么样的愿望和热情/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原来错了！/于是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