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并没有它的名字看上去那么晦涩。

    事实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来来回回看了两遍，第一次是在去兰州的飞机上，第二次则是在上海的地铁和轻轨列车上。他的逻辑清晰语言简洁，很容易就吸引一般读者——哪怕你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哲学一无所知——慢慢读下去。

    这本书的中心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世界制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的“天下观”在现实语境之下对于全世界有怎样的贡献？

    对于前一个问题，作者的解答是：

    关于“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是个全新的的政治哲学问题，它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种不存在，而是由全球化给逼出来的。而现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存在，而不是政治上的世界，所以只是一个Non-World。我们的世界观，如果存在的话，只是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博弈平衡。可是现实是，世界只能是一个，他是“所有人都需要分享的制度存在”，是“不可以分裂理解的完整政治空间”，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虽然也许很少有人这样想），所以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以丛林假定出发承认私欲至上逻辑，并且想把无规则的野蛮争夺方式修改为有规则的“市场”争夺——并且默许“只要一旦有田间超越规则就可以恢复无规则的争夺”，比方美国在拥有绝对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时候对于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忽视。这些政治现实一直在提醒人们，根据西方的政治逻辑，世界是不存在的。

    其实从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出发就是如此，因为政治制度在西方传统中所被应用的最大范围是国家，而国家之外的世界是没有制度的。国家制度不能推广成世界制度，比方民主和法制，只是自己国家人民的民主和法制而没法惠及他人。因此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西方优秀的哲学家康德和哈贝马斯都试图超越这种局限性，但是他们对于世界制度的想象，同样无法超越“个人权利至上”的限制。如果个人的权利是无法匹敌的，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政治世界整体，“不会有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那么世界就一定是分裂的，一定有‘敌人’（基督教的异教徒想象），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卡尔·施米特语）”

   就是在这种语境之下，所以才会出现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一本描述新的全球帝国主义的作品，他们论证到这个新的帝国模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建立起了政治力量/市场体系/文化市场的新霸权，但是仅仅在最大化美国的利益和普遍化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下。

    既然按照西方的逻辑，世界是无法达到和谐的，于是作者转而从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来寻找、比较对于世界观的新想象。这就是天下观的起点。

    天下观首先是尺度问题，它并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是一开始就把世界变成考虑政治问题的最高存在：《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其次在这个体系之中，是不存在无法同化的“他者”，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外在的存在都可以是“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象，这就是天下无外的原则。然后作者又分析了中国的民心原则与西方民主是多么不同的一套价值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和自由的关系，政治制度的普遍性和传递性。

    赵汀阳的论述有力而又简洁。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体会到还不是天下体系作为政治理论的价值，而是正如导言中所讲，中国的社会科学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反思和重构之后，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之后，我们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究竟提供了怎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理论都是来自西方，甚至词汇和话语也是如此，究竟在中国的语境中——现在甚至超过了这个范围——我们除了“世界工厂”的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流传下去的东西呢？

    这恐怕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了。